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下稱《決定》）。這是建黨以來第一個，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份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以增強黨性為主題的文件。

為什麼中央恰恰在這個時候而不是在更早的時候提出黨性的問題？為什麼黨在這個時候如此突出地、特殊地強調增強黨性，把“黨性”作為一個獨立的概念寫入中央的決議？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任弼時于1942年7月14日到中央黨校做長篇報告，具體而詳細地回答了這些問題。

任弼時談到了三點原因。

黨員隊伍迅速壯大，新黨員思想複雜黨性薄弱，迫切需要進行黨性教育。抗日戰争前，中共黨員隻有四五萬人，但抗日戰争爆發後，黨員隊伍迅速擴大，到了1940年代初，就達到了80萬人，其中75萬都是新黨員。黨員隊伍的迅速膨脹帶來了很多問題，因為如此大規模的新黨員大都是在統一戰線環境下入黨的，沒有經受過革命戰争和艱苦環境的嚴格考驗，階級成分、思想觀念和入黨動機複雜，黨的觀念不強，思想不統一，導緻黨的組織不鞏固。

黨在中國社會所處的地位和所面臨的任務迫切要求黨在思想和行動上的集中統一。抗日戰争爆發後，黨、軍隊和根據地都不斷發展壯大，從地區性的主要在陝北的黨成為了全國性的黨。在這樣的政治局面下，國民黨一方面想和共産黨合作，但另一方面又想削弱共産黨的力量，采取多種辦法收買、拉攏、分裂八路軍、新四軍，制造黨和軍隊的對立。這種嚴峻複雜的局面下，中國共産黨要堅持抗戰，就必須嚴明紀律、統一思想、統一行動。這就迫切要求黨員幹部增強黨性鍛煉。

黨和軍隊中出現的個人主義、獨立主義、分散主義等違反黨性的傾向是危險的，不立即糾正就有失敗的危險。一是共産黨所處的落後的社會經濟環境，使得各個階層、各個階級的不同的思想意識影響到黨和黨員思想上的統一；二是黨員的出身主要是農民和小知識分子，自由散漫的無組織無紀律思想、極端個人主義傾向和習慣嚴重影響到組織上的統一；三是抗日戰争以後黨和軍隊所處的長期的分散的遊擊戰争環境，很多根據地遠離中央，各自為政，容易滋生分離主義對抗中央的傾向。

上述原因造成了在黨員幹部尤其是黨和軍隊的高級幹部中存在着嚴重的違反黨性的傾向。中央擔心，如果這些現象不及時糾正任其發展，就會破壞黨的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可能發展到小組織活動和派别鬥争，一直到公開反黨，使黨和革命受到極大損害。而有這些傾向的個人如不改正，也會身敗名裂。

這一文件發出以後，成為延安整風期間黨員幹部的重要學習文件之一，對全黨尤其是領導幹部起到了教育作用，對于加強組織紀律性，自覺改造錯誤思想傾向，統一思想認識等方面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使黨在政治上組織上和思想上更加統一更加鞏固。如任弼時所說，這一文件發布之後，黨比以前更加進步了。

來源：新華社